1946—1947年的民盟与张澜
张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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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协助、配合中国共产党,经艰巨斗争,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人民的各种自由的保证;党派平等、合作;及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为主要内容的《双十协定》。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高度评价张澜“老成谋国”。这一斗争绝不像最近的一部重大题材电视剧所描写的,民盟和张澜一心只想无原则的通过喝茶、看戏捏合国共两党,甚至编出“将相和”这样的昏话。
就这段历史,我特意聆听了我的姑姑张茂延(张澜长女,近百岁高龄的历史老人。她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9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前,张澜在上海期间,她一直在张澜身边工作)就这段历史她是这样说的:
1946年1月10日,中共与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密切合作,积极配合,迫使国民党按照《双十协定》要求,召开了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经过21天的共同斗争,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案,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一贯坚持的训政法统和一党专政,是基本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的。
   1946年5月,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和民盟总部陆续迁到南京。张澜暂未去南京,一方面患病,另一方面,抗战以来,张澜和蒋介石谈话十次上下,直言国事,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特别是政协决议刚刚通过,国民党当局便制造了一系列血案和反共反民主的事件,执意内战独裁,使张澜极为愤慨。他决定暂时退出和谈,也是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一种无声的抗议。后来,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劝他早日赴南京,他说:“既然要打,我来南京何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10月11日,攻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后,得意忘形的蒋介石公然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为了从政治上孤立中国共产党,分化瓦解民主党派。他妄图诱使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人士(包括民盟、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等)提出参加国大的名单。由于在这些人士中,确有人很糊涂,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有的甚至想从中捞一官半职。因此,民盟和第三方面人士就有了上当受骗的土壤。
为此事,11月11日上午,第三方面人士在南京交通银行开会,张君劢建议:由第三方面与国民党政协代表一起写一封信,信上大家一齐联署(类似双方的协议),说明几个要求:一、国民党保证将国民大会延期三周;二、须按照政协程序先改组政府,国民大会由改组后的政府主持,一切问题谈好后,第三方面交送全部名单并保证出席;三、三周谈不好,仍是分裂的国大,第三方面仍不参加;四、信上署名就算是提送保证名单,并不另提名单。大家都同意了,签了名。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等六位民盟中委也都签了名。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走出来后,突然想起旧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张澜有约,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采取一致步调,于是同去见周恩来。不想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共产党与国民党谈了几十年都没有谈好,一个月怎么能够谈好?按照政协决议规定,应先改组政府,然后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违反政协规定的程序,企图骗取名单,实际上仍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并特别指出:“尽管你们写的是信,国民党就认为是第三方面提了名。”三人听了才觉得大事不好,惹了祸。又匆匆赶回交行,涂掉他们在信上的签名(即所谓“涂名事件”)。然后,由五位社会贤达带着函件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问明有哪些人涂名,才知道民盟没有受骗。
   11日当天,周恩来知道信函涂名之事后,出席了第三方面聚谈会,严肃地批评了第三方面的朋友。青年党代表左舜生听后,大放厥词:“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另一青年党代表陈启天也讽刺民盟说什么“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周恩来反击道:“不对,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鸡吃人民的粮食,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而且帮助农民生产粮食。当牛后是光荣的,当鸡口是可耻的!”当时,没有其他人出来支持周恩来。
后来,张君劢单独召开民社党会议,步青年党的后尘,向蒋介石卖身投靠。此时,内外责难很多,大有瓦解民盟之势。






   11月12日,周恩来来到思想乱成一团的民盟总部,对沈钧儒等人说:“这样的关键问题,民盟应及时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负责秘书长工作的周新民立刻用电话向远在重庆的张澜请示,张澜接电话后,首先大声重复三遍说:“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接着又叮嘱道:“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以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周恩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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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2014年6月    来源: 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