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与成都《大义》周刊
杜重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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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张澜领衔创办《大义》谈起
    张茂延、沈自强两同志撰《张澜、罗隆基遇险记》一文,其中谈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张澜到了北京。当时四川还没有解放。他很不放心,恐发生异变,乃在小小的白绸条上写了16个字,托杜重石带给杨家桢转刘文辉。16个字是:‘时机未至,不可轻动;时机已至,不可放过。’刘接此条后与潘文华、邓锡侯商议,汇合于川西起义,协助解放军歼灭胡宗南几十万向云南边境溃退的败军,彻底解放了大陆。”
    张澜为什么把这字条交我转给刘文辉,其原因须从创办《大义》周刊谈起。
    1938年冬,我离延安前,分别晋见了毛泽东、朱德以及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他们都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救亡,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我问:“川康‘袍哥’组织遍城乡,和川康军人混为一体。有的还有武力,是否可作统战对象?”
    毛泽东说:“旧瓶装新酒嘛。凡是对抗战有利的都要团结、争取到统一战线里来。”
    陈云还说:“在白区工作和在战场一样,要有战术,还要有掩蔽体和保护色。”
    1939年春,我到成都后,利用社会关系,和邓锡侯的师长龚渭洁、潘文华的师长陈兰亭、川康绥靖公署副长官黄瑾怀等组成了“袍哥”团体——“蜀德社”。随后由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杜桴生与民主人士王白与介绍了大学生张照隅(盟员)、赵仕奎(盟员)、关胜远、袁芄实等作为“新酒”,装入“蜀德社”这个“旧瓶”。
    1944年秋,杜桴生说,以民主人士身份搞争民主反独裁工作,较党员有利。因此,由沈志远、范朴斋介绍我加入民盟。杜桴生、沈志远和我商量筹办刊物,请深得川康军人敬仰的张澜带头作发起人。他欣然应允,说:“袍哥在四川保路同志会闹革命时,曾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随后,他稍加思索后说:“国民党报刊审查机关,对新办刊物,审查、控制是极严的。”我说:“发起人多是川康将领中的袍哥大爷。刊物的宗旨是宣传袍哥民族意识、爱国思想,激励袍哥抗日救亡。申请批准较为方便。”张老说:“申请书上要引用蒋介石说的那些‘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拯救国家民族’的门面话。”我们遵他的意见给川康图书杂志审查处送去申请书,很快就得到该处的批准通知书。《大义》周刊就这样办起来了。
    张澜还为《大义》推荐了专责撰稿人:负责政论的是川康农工学院教授杨伯恺(民盟中委),负责经济讲座的是沈志远(民盟中委),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张友渔撰写日本方面的军政论述。发行人王白与;社长杜重石。因为《大义》申请立案时,打的是宣扬“袍哥”的民族意识,爱国思想的牌子,而“袍哥”名声对社会观感不太好,认为是封建余孽,于是采纳了杜桴生的意见,称为“社团”。所以在《大义》上发表的文章有关“袍哥”的都称为“社团”。
    张澜在政治斗争关键时刻的凛然正气
    1944年秋,共产党和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向国民党提出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国民会议,成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要求后,民盟随之发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宣言》,《大义》周刊也紧接着发表了《拥护民主同盟的紧急呼吁》的社论。1945年春,蒋介石要独占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代表名额时,张老说:“青年党、民社党都有名额,为什么真正争民主的党派没有?……”《大义》为此发表了社论。国民党政府终于不得不放弃独占代表名额的专横意图。董必武代表共产党出席了旧金山会议。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9月间,国民政府公布了受降军官姓名和地点,却严令八路军、新四军限于原地待命,不许受降。张老非常气愤地说:“这不是单纯由哪个受降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将来由谁来保证实行政治民主的大事,这是争取中国将来实现民主的政治斗争。《大义》要说几句公道话。”我们就以《说几句公道话》作标题发表评论:“同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抗日部队,而受降却有不同对待。一是许其受降;一是严令限止原地,不许受降。似此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不可告人的阴暗伎俩,置浴血抗战八年之军民于何地?其居心何在?使人隐忧重重。”两天之后,马参谋长(川康绥署参谋长)找我,他怒目而视,劈头劈脑地说:“你的《大义》应该收场了。受降的评论你看过没有?言论太反动。”我说:“创办《大义》的发起人是张澜,发行人是王白与。我是专讲‘袍哥’的挂名社长。参座认为‘太反动’请先找他们谈谈。”我把这些情况向张老谈了。他说,讲几句公道话,就叫“反动”,哪谈得上民主。照他们说,贪污、腐化、营私舞弊这些不公道的事,就应叫“正动”了,真是岂有此理。在他的启示下,《大义》发表了《从反动说起》为题目的评论。特务刘崇朴借这篇评论和张友渔用本名在《大义》发表的《日本的和平攻势与无条件投降》一文,大做文章说,《大义》写文章的都是思想“有问题”的人,有的还是共产党,川康军人被共产党利用了。张老得知后说:“我看川康军人不是被共产党利用了,是被反动派不民主逼上了梁山,他们不想想刘自乾(刘文辉号)、潘仲三(潘文华号)为什么成了民主同盟的盟员。”
    民盟救我出狱,实是救了我命
    1946年秋,成都筹备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我是大会发起人之一。领衔的是张群,次是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张群还同意做大会主席。开会前三四日,邓锡侯警卫室的副官主任余仲良(蜀德社袍哥余三爷)告知我:“特务要破坏会场,捣乱大会。”接着社会上流传出共产党要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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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来源: 张澜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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