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给毛主席写信的心景
刘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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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写这一封信的心景

解放两年,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开展了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运动。翻天覆地的变化,张澜的心景是不平静的,是高兴的。张澜在回忆往事中写了几句话:“民国八年在北京时,与湖南梁乔山晤谈,彼告我以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我遂写文一篇,登于《晨报》,友人邵明叔见之,仓皇来儆我,曰:表方,您又来放火。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
他上溯自已1919年“五四”运动之时的思想观点,联想及今后中国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感触颇深,提笔给毛主席写了这封信,并抄呈了《墨子贵义》全文。
 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读过古典《礼记·礼运篇》的,有很多人景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样的大同主义的。但是二千数百年过去了,正如墨子所说,“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总是行不通。近世康有为对满清王朝上“大同书”,主张变法维新。孙中山集合有识之士闹革命,主张“天下为公”。一切人,一切主张成了空想,张澜为研究这一问题而研究《墨子》,他认为墨子之兼爱交利是一伟大理想,《礼运篇》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墨子的思想,即交相利之实现,也就是财产不为私有,劳作不为私利,并且认为交相利,又是彼此各尽所能,彼此皆得所需的条件,这种新社会,与今世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相近的,其所以不能实现,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今世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而非私人所有制。所以社会主义能够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共产主义能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张澜拥护毛泽东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想实现大同世天下为公的理论,必须是将中国的优良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且要学习墨子那样的苦志苦行忠于自己理想,这样才能够创造未来的共产社会。


   这里附带说明张澜在1919年所写的《答梁乔山书》 ,和1948年所写的《墨子贵义》的文章背境,用以说明张澜的苦心苦志,诚如墨子其人。
     张澜是1918年5月到达北京的,当时他是四川省省长。苏联十月革命性利的消息,也传到了中国。一时之间,北京知识分子的思想,骤然活跃起来,但是各种主义,各种学说,其说不一,张澜重视新生事物,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接管了研究系办的《晨钟报》,改组为《晨钟》自任董事长,聘蒲殿俊为社长和总编辑,聘李大到为副刊总编辑,副刊是宣传新文化,新政治思想的阵地,撰稿人有梁启超,鲁迅,郁达夫、陈独秀、闻一多、沈雁冰(茅盾)等人,设有“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目,张澜于1919年4月28日发表《答梁乔山书》,文章认为,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报上见到的只是李大钊写的“法俄革命比较观”,“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 ,仅介绍世界革命和苏俄革命的情况,没有论断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论断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张澜确是第一位。由于事隔三十多年,八十岁的人的记忆力、不是那样很准确,所以写成了“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在当时,像他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有此卓越见解,真是凤毛脑角。
 1947年11日,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蒋介石张皇失措,迁怒于中国民主同盟执行了中共的地下路线,强迫解散了民盟总部,把主席张澜软禁于上海虹桥医院,找机会杀掉他。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张澜威武不屈,认为“当死而死,长留正气”,如果“偷息百岁,内昝神明”他置生死于度外,写《墨子贵义》以明志,那年冬天,大雪纷飞,特别寒冷,小偷又偷走了他唯一的一件皮袄,他不惧严寒,伏在方桌上写《是子贵义》,以及于成。   
在张澜给毛主席信的结尾有两句话,特别值得我们深思。“一切伟大理想的人,均不免于有空想,此固不独墨子为然,后之人正不必以此致其不满,而当钦敬吾先民所抱理想之伟大,尤当学习其忠于自 已理想,而力行不怠之精神,这是力透纸背的点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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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1994年2月4日    来源: 厡载重庆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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